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，“死人是会说话的”。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。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，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。近 9 万个死亡和失踪的生命，在这个鼎盛的时代，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，或躺卧，或蜷曲，或跪立；他们的面容或镇静，或哀伤，或惊恐。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，我们如何记录，如何讲述？我们在死者面前，只是自言自语，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。

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，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；一张死去的脸，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；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，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；一座被摧毁的城市，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，和头上的星空；一片劫后重生的灾区，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。

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，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，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。在一些关于救灾抗震的报道里，我已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，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。一面，地震局反复强调说，这是无法预测的“不可抗力”，英文的意思就是 "Act of GOD"；另一面，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着“抗震”“抗灾”的英雄主义。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，真正的悲悯，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，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。

5 月 12 日下午，大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，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光标，就组织了 60 辆挖掘机、吊车等大型车辆和 120 多人的救灾队伍，决定向着四川星夜兼程，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。
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。显示出 30 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，不是 GDP，不是高楼与股市，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。

在各种地震博物馆的建议里，川籍学者查常平、作家魏明伦、冉云飞、建筑师刘家坤等提出的 "5·12" 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”，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呼吁。他们反对对地震遗址的深度清理，主张活着的人，付出一个再大也不会比死者更大的代价，来保留这场大地震的遗迹。
作家萧伯纳曾说，“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，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。”
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权利要求，世界在他（她）死之后，要比他（她）活着的时候更美好。

86 岁的乞讨者徐超，向灾区捐出了他积攒的 105 元。
108 岁的景颇族老奶奶梅普格桑，将她为身后事积攒的 502 元 7 角 3 分，捐给了灾区。
这当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扬的个人抉择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也是两个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是一件使历史的意义遭受重创的事。无数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结队地死去，不只带来一个对学校和建筑商如何调查追究的问题，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盼望，被深深刺痛的一个象征。

看过无数好莱坞的灾难片，我们从来都对美国人关于末日的描写嗤之以鼻，仅仅对灾难的场面大呼过瘾。因为中国文化中，从来缺乏一个对末世的启示、描述和警示的传统。我们的世界观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，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破口的鸡蛋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末世都是一个令人恐慌的词，甚至被降低到社会学的意义上，成为与“盛世”对立的、一个叫人家不高兴的概念。
……事实上，末世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盼望的概念，正如哲学家齐克果所说，“绝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药”。对今生的一个彻底的绝望，在永恒的背景下，反而带来对今生的一个积极的拥抱。就像对集体的深刻的绝望，回到个体性的救赎道路上，反而会带来对集体的一个重新的爱的接纳。
“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我也要走出门去，怀着永恒的盼望，亲手栽下一棵小树苗。”
已死去的孩子，已在天堂歌唱。或许他们很想差一个回来，告诉我们，如何面对历史，如何真实地记录和讲述这一切，才不会到那一天悔恨莫及。

——《愿死者记得我们》（作者原名王/怡，作家）【阅读全文请进】